“湖北天价巡视事件”曝光后，湖北省纪委迅速展开调查，澄清相关事实，并就第六巡视组在秭归巡视期间存在纪律意识不强、自我要求不严、违反巡视工作规定的问题进行核实，分清责任后将“依纪依规严肃处理”；楚雄州委、州政府在“出国农业执法车”事件发生后，对当事人赵朝魏先行作出免职处理，并于10月13日给予赵朝魏留党察看一年和行政撤职处分，其他5名相关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分。

一边是中央部门顺应形势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一边是无孔不入的网民自发“找茬”形成“千夫所指”的舆论热点和围观压力，由此不难看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公开还是不公开，愿意还是不愿意，公众对“三公经费”穷追不舍的批评和对“权力行使”无处不在的监督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公职人员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重压力。

“三公经费”的原意是为了公务而进行的消费，花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提供服务，本是再正常不过。然而，如果公务消费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公费旅游或出国太频繁，公车消费太离谱，公款吃喝太惊人，以至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那么再动听的“廉政”承诺、再“节俭”的公仆形象，也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

服务是必须讲成本的。“全心全意为人服务”作为一个崇高的宗旨，向来被视为政府和公职人员必须坚守的一种道德追求，但却有不少人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的经济学含义——为人民服务，其内在的要求必然是“为人民花钱”。“三公消费”之所以长期饱受垢病，实质是纳锐人的钱被“掌权者”用来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为谁花钱和如何花钱的问题。

关于花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曾有过精辟的总结。在他看来，花钱办事不外四种模式：一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二是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三是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四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这就是说，花自己的钱，不论是给自己办事，还是给别人办事，一般都会精打细算，减少浪费，其中，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效率最高。而花别人的钱，无论是给自己办事，还是给别人办事，一般都不会精打细算，而是多多益善，其中，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最为浪费。

政府不是企业，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显然是属于花别人的钱。因利己之人性，政府及公职人员在“为别人花别人的钱”的时候，如果缺乏监督，必定会转变成“为自己花别人的钱” ——说严重点就是腐败：如果某人权力在手，能够花公款请客吃饭、公款送礼拉关系办自己个人的事又不受制约，这场面一定搞得风风光光、大大方方，花多少都报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以权谋私吗？所以，“为别人花钱”的模式需要监督。

为人民花钱，受人民监督，这是花钱经济学背后的逻辑。政府运行和执行公务离不开经费保障，但花钱必须办事，必须讲求效率。中央各部委公布“三公”消费之后，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公布“三公”消费做了示范，不少地方政府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公开“三公经费”是加强廉政建设、遏制权力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的有益尝试，是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难以逾越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民主监督”创造了重要平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而只有信息公开了，公众才能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用的、用得是否必要、用得是否有效。

如何区分“为人民花钱”还是“为自己花钱”，一个最直观的标准，那就是“三公经费”有多少是花在为人民服务上，有多少是花在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自己服务上。政府花了多少钱，为百姓办了多少事，这是衡量一个政府公共服务是否优质高效的重要标准。“三公经费”的公开，既是一次“交账”，也是一次检阅。花了最多的钱，办了最少的事，这样的“服务”难以说服百姓；花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这样的“服务”才能赢得民心。